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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卫哲的事情，不是卫哲在承担责任，承担责任的是我。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很希望我离开，一了百了。我去度假，我到其它国家去钓鱼、打猎。少了个卫哲，把我给折腾死了，把老陆移过来……死去活来，外面人都不明白这种痛苦的。这才是责任。难道我今天要自罚100万，还是降两级？”

9月19日，襄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杨明全找到姚瑞林，问他是否愿意和解，同时提出，按照规定，将允许被拘留的违法行为人回家料理亲人的丧事。目前，警方把事件定性为治安案件，而非刑事案件，姚瑞林感到难以信服。他一度怀疑，公安局是为了息事宁人才这么做。

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，很少有人提到损失的几十万元。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，也不是因为严惩有某种程度的形式主义，“大家也很清楚降级后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恢复了”（张卫华语），而是因为其它损失更大。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曾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典范团队的身份被否定了。阿里巴巴集团官方对内对外，都以独立调查组的报告为事实基准进行了宣告和惩处，其开除、降级、离职的力度和涉及范围之广是在宣告：这支以价值观纯正著称的地推铁军犯了严重的价值观错误。

马云知道，他的决定并不讨喜。他知道阿里巴巴B2B公司正在民怨沸腾。应该是2011年3月的一天下午，马云给一直觉得“要不要这么（严厉）处理”黑名单事件的俞朝翎打电话：“你觉得怎么处理才更好？”仍被黑名单事件的浩大处理懵住的俞朝翎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应该说参加课外班的辅导的这种情况呢，在整个东亚的情况都很普遍，很多的研究者把这个成为“影子教育”，是学校教育在外的一个投影，一个影子。我们的调查结果是从3岁到15岁的小朋友，平均看来，60%以上的孩子都会参加课外辅导班。”平均每年投资近万元，“课外班大军”有必要吗？

更何况，敲山震虎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提醒其存在价值相对有限这个事实。干嘉伟说，有更牛的业务在前，动一下怕伤筋动骨，那就动一下中供，至少能给他们（淘宝）看一下，“那时候中供的使用价值也就这样了”。即便因预警动作较早、黑名单客户占比较低（浙江的黑名单客户总量排第四）、被干嘉伟力保等原因而免受处罚的俞朝翎，也因“整个公司的舆论导向不对”而感觉很不舒服。